研究精选 | 经济学家如何进行经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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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震荡余波未息，华润宝能万科争权成为新的热点。6月27日周一飞去上海参加第二天的证券银行业峰会，登机前读了华生的三篇“内幕解读”。飞机落地时，我想到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门外的野蛮人”，马上告诉《金融时报》回香港后，周三把文章写出来。没想到周二晚上飞机延误，我到周三晚上6点才落地香港，这篇文章要等今天晚上才有时间写了，先做一个预告。

飞机延误，本来周三中午约好和分开18年的北大师姐的聚会泡汤，好在赶上了晚上香港科技大学王勇教授组织的金融界学者的聚会。王勇教授是林毅夫教授的高足，即将赴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会者或者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业界翘楚（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高滨、守正基金的翟普、安信的李景波、瑞银的汪涛、德银的张智威、华泰的陆挺和赵洪岩、巴克莱的常建、西班牙对外银行的夏乐、野村的赵洋等），或者是CCER的杰出毕业生（启元的张富春、外管局的吴任昊、博时的夏春。对，你没看错，和我同名，同为北大校友，早在99年就久仰大名，但以前都无缘一见 。）。

我们聊的两个主要话题，一是如何看待林教授对于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有8%增长潜力的预测；一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未来3-5年最大的发展瓶颈。关于后一个问题，王勇教授限制我们每人说一个，大家提到的瓶颈有政策方向模糊、银行独大、债务高企、投资收益下滑、官员不作为和乱作为、国内民间投资下滑的同时向国外的资产配置兴趣日增、等等，这场脑力风暴让大家都受益匪浅。

关于前一个问题，大家普遍不看好设定的2016年经济增长6.5-6.8%的目标，并且认为接下来会有较大百分点的下降，关于政府设定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背后的原因也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讨论。一个建议是，政府错过了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调低经济增长率的设定的机会，过高的6.5%目标制造了发展障碍，但也许可以利用目前英国脱欧造成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机会，重新对这个目标进行向下调整。

我们也顺便提到了经济学家的预测准确度，相信很多朋友昨天都注意到微信流传的一张图，嘲笑经济学家预测记录糟糕。一对比，我提出的熔断设置过低会触发次数过度，A股60%可能无法加入MSCI、美联储6月不可能加息等判断还算幸运地对了（未预测油价，但判断错误认为英国会留欧）。有趣的是，投资业绩很好的博时基金经理夏春说：“人具备很多能力，唯独没有预测能力”。

2015年8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四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将来增长率的预测（其中两位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时的师兄），他们文章中的一个细节被敏感的记者捕捉，并且集中报道，引起了国内读者的一些反对。我读完原文发现记者解读过度，报道具有倾向性（参考：研究精选 | 英国脱欧和媒体偏见），于是写作了下文，8月18日发表。

1994年我亲历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时的一系列讲座,林毅夫教授在主题演讲里预测中国在未来20年将保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主要理由是当时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日本和四小龙等几个经济体在50-60年代的水平，而这些国家在随后的20多年保持了每年8-10%的高速经济增长。时间飞逝，林教授的预言成真（实际上，中国从1979年到2014年维持了35年平均每年9.3%的经济增长率）。事后来看，他的预测方法虽然非常简单但却深具洞察力。

不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虽然用到的预测方法基本一样，2012年以来林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可以在接下来的20年继续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的观点却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批评。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积累了重重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和价格扭曲，让人们对追求经济高增长率的目标产生怀疑；另一方面，林教授的预测方法似乎有“摘樱桃谬误”，也就是只挑那样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好的樱桃）进行比较，而无视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低速增长和伴随而来的“中等收入陷阱”。另外，拿过去其他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去预测中国从现在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样的方法似乎也不够严谨，缺乏足够说服力。面对质疑，林教授在“经济增长率”前面加上了“潜在”两字。

准确预测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并非单纯的学术课题，而是和政策规划紧密相关，如果政策基于过高的预测来制定和执行，则会带来包括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投资过热、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一系列恶果。既然普罗大众和政府官员都关心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那么有没有相对复杂但却更加扎实的研究呢？多伦多大学的朱晓东教授与合作者对这个问题做了多项深入的研究。他们细分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劳动力参与率增长、平均人力资本增长、资本占产出比例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他们的分析方法，中国人均GDP在过去30年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接下来他们发现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经历了25年高速增长后，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到达了美国的83%，63%和80%后才停止增长，而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78年到2007年只是从3%增长到了13%，因此即使中国再保持原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率，那么20年后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只相当于美国的40%，对比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历，应该还大有发展空间。朱教授和其他学者指出中国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要素跨地区和跨企业的无效或扭曲配置来提高生产率，同时也指出他们的分析可能低估了平均人力资本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简言之，抛开复杂的数据分析不论，朱教授的观点实际上接近林教授的预测，只不过前者注重的是促进人均GDP增长的内在因素分析，而后者关心的是人均GDP直接的跨国比较，虽然简单但更加通俗易懂。此外，朱教授在乐观预测未来时相对更加谨慎，指出了中国在未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需要面对体制改革的诸多障碍。

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2010年任职德意志银行时预测了中国未来十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将降低至7%，马骏列举了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六个因素：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下降、城镇化速度放慢、劳动人口减少、生产率增速下降和投资成本提高。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是基于每个因素的变化以及每个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估算出来的。这个预测结合了一些国际经验，但主要还是通过中国过去的经验自己和自己进行比较，虽然简单却也思想深刻。

进入到2015年，IMF在4月的年度《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预测中国经济在2015、2016和2020年的增长率分别为6.8%、6.3%和6.3%，IMF认为影响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的两个根本力量是潜在就业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短期影响则是石油价格和汇率。具体到中国，人口老龄化是长期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

7月，四位俄罗斯籍宏观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研究局发表了题为《195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的文章，这是第一个采用标准宏观分析工具对中国在1953年（中国经济体系这一年才算正式成型）至2012年的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的研究。文章开篇就引用哈佛大学中国史专家马若德和费正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政策是人类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实验。作者建立了一个包含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分别对改革开放（1978年）前后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利用其它学者对中国数据的重新整理（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一直是研究者关心的焦点），重点分析劳动和资本在跨部门和跨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客观来说文章使用的分析工具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部门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根据估算和一些假定作者对中国在2012-2050年的经济增长做了预测（注意这里不需要以日本等经济体的经验来进行参照），他们发现如果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依照改革开放后各因素的贡献，那么中国在接下来的10-15年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为7-8%，到2030年降至4.5%，接下去从2036-205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3.6%。作者同时考虑了增长的下界，也就是未来经济增长按照改革开放前各因素的贡献，结果发现中国在2012-2036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在4.5-5%。一个较为奇怪的结论是在这一假设下2036-2050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9%。具体见表一：

表一：以不同假设进行经济增长率预测

	1978-2012	2012-2024	2024-2036	2036-2050
以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路径	9.4%	7.8%	5.2%	3.6%
以改革开发前的发展路径	9.4%	5.0%	4.6%	3.9%

作者并没有在正文里特别解释为什么依照改革开放前的发展路径2036-2050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会更高，也没有刻意强调这里的区别。作者只是在图表中分别给出了3.6%和3.9%的来源，一个简单的理解是在高速发展路径下全要素生产率在2036年已经到达一个很高的水平，因此随后的贡献降低，而低速发展路径下全要素生产率还可以在2036-2050年期间保持对经济增长相对较高的贡献。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份研究引起了媒体的兴趣后，记者居然发现了3.6%和3.9%的区别，然后对此通过标题来进行重点强调，英文版标题是“What if Mao still ran China？”，中文版标题为“毛氏政策远期会为中国带来更快增长”。绝大多数读者看到这个题目就急了，纷纷对几位经济学家进行猛烈的批评。由于其中两位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期间的师兄，在宏观经济学界年轻一代属于超级巨星（文章用到的标准方法也是三位明尼苏达大学的资深宏观教授发明），我不相信他们文章的卖点在此，于是半夜爬起来读他们的原文才发现2036-2050年的预测并不是文章的重点，他们也明确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若干经济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就。

由此看来，记者在选择新闻热点时的侧重点和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当然读者的反应体现了对于改革开发前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经济政策的反感。尽管如此，我这里还是想提一个经济学界对于文革的看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一个广泛接受的解释是威权主义下的地区分权式竞争。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成功了，而其他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却失败了。一个解释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强调各省市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各省市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这使得改革开始后地方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对业绩的衡量和比较，以及带来的各省市领导人的提拔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其他国家则是把不同产业部门规划安置到不同的地区，这样就很难对不同地区领导的经济成绩进行横向比较，由于他们的经济激励机制不足，无法通过竞争来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失败。当然，这个解释并非赞扬文革（文革在非经济领域的破坏力和社会代价众所周知），其经济政策的后果并非毛泽东事先预料到的，事后和改革开放配合的成功乃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事实上，利弊相随，中国各省市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随后也带来了恶性竞争，地区保护主义，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现在仍然困扰经济发展的弊端。

说了几种不同的经济预测方法，相信读者已经发现预测的工具可以很简单，也可以非常复杂。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利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进行预测呢？IMF研究部做了一项内部调查（见表二）。

表二：2014年IMF研究人员看待不同预测方法的重要性比例（126人回答）

表二的概括可以说非常有趣。虽然经济学博士项目教授学生各种从简单到复杂的模型用于经济预测（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教授和西姆斯教授的主要贡献就是分别发展了结构化多方程计量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但是实践中，他们却被认为不怎么重要。实践中最受重视的方法就是简单的表格分析和判断法。模型只是辅助性的工具，对经济有深刻认识和良好感觉的经济学家依靠简单的表格分析和判断方法也可以做到比较好的预测。当然，在美国这样成熟的经济市场，经济学家的价值并不太体现在预测的准确度上，而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知识结构和逻辑分析体系上。

另一个让经济学家感到尴尬的事实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记录都不太好（因此许多学者爱惜羽毛，极少做预测）。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勒教授算是擅长预测了，他在1999年出版的《非理性繁荣》里预言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即将破灭。2005年，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看好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希勒教授又独树一帜地反复强调房地产的泡沫会破灭。但是如果把他众多的预测都记录下来就会发现命中率也并不高，比如在2010年1月10日，他预测标准普尔指数会从当天的1280点以每年1.3%的升幅，在十年后升到1430点。实际上2013年1月4日这一点数就被超越。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因为预测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名声大振，但如果仔细去看他对危机发生后各类资产的价格走势，却错得一塌糊涂。中国专家的预测准确度也乏善可陈，曾经预测对了1997和2008两次金融危机的谢国忠，关于中国房地产价格走势的预测一直受人诟病（有人说在中国预测记录最好的并非经济学家，而是地产商任志强）。表三显示的中国股市在2005-2008年专家们让人印象深刻的代表性言论。

表三：中国股市专家在上一轮牛熊周期都说了啥？

牛市(点位)	言论	熊市(点位)	言论
1000	中国股市必须推倒重来	6124	千金难买牛回头
1300	超跌反弹短线顶部	5500	短线回调洗盘是为了更好上涨
1500	阶段性顶部	5000	长期铁底，大胆买入
1800	极限高点	4500	大盘已经跌无可跌了
2200	大盘处于高位点位	4300	做空相当危险
2500	出现泡沫	4000	中线建仓机会来临
3000	九成机构认为突破3000难度很大	3500	目前点位不宜盲目杀跌
3500	整体泡沫出现	3000	印花税行情，政策铁底
4000	泡沫可能破灭	2500	八成机构认为行情已见底
4300	股市极度疯狂，出台加税政策	2000	永远不可能跌破
4500	牛市刚刚开始	1800	中国股市已没有希望
5000	十年黄金股市第一年	1664	中国股市必须推倒重来！
5500	股市新起点
6125	中国股市踏上新征程，万点可期

既然专家们的预测记录一般，为什么大多数人仍然热衷于追逐他们的预测？一个原因是有些经济指标（比如前面提到对于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对于政策制定影响深远，另外一些短期内的经济指数，对于围绕其定价的证券交易有巨大的影响，想不预测都不行，只要对的次数多于错的次数就满足了。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我们对预测的追逐来自于我们的生存本能，我们的祖先需要时刻防备躲藏在丛林内的野兽，具有观察力的准确预言者广受推崇。进化让这种本能融入我们的基因，代代相传。另一方面，作为智慧生物，我们心理上不愿意接受需要面对充满随机而无法预测的未来，因此对于知名专家的预测，即使知道他们也时常不准，我们仍然静心聆听。我们自己也热衷于在亲朋好友面前进行各类预测，哪怕命中率不高，但偶尔正确时的心理美感可谓妙不可言。

后记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明尼苏达大学的师兄，针对那张经济学家预测不准的批评有一段评论，接下来群友的发言也挺有意思，和大家分享。

田：

经济学家经常被批评经济预测不准确。可用两种原因来解释：一种原因是主观方面的，即有些经济学家本身的水平问题，没有经过系统和严格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在讨论和解决经济问题时，弄不清问题的主要成因，作不出内在逻辑分析和推断，从而开错治理经济问题的药方（如果这样的药方存在的话）；另一种原因是客观方面的，即使受过很好的经济学训练，具有经济学的直觉和洞察力，但影响经济结果的一些经济因素发生了不可控的突变，使其预测变得不确切。一个经济问题除了牵涉到人的行为，使得问题变得复杂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尽管一个经济学家非常高明，但许多影响经济结果的因素是无法控制的，一旦发生变化就会使预测出现偏差。就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尽管很有威望，能管好本国的事情，但无法控制他国的事情一样。从而，即使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有准确的判断能力，但一旦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发生突变，就有可能使得经济预测变得很不准确。那么，经济学一般不能做实验，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走向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靠的是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

那么，如何弥补经济理论不能或很难拿社会作实验的问题呢？其答案是，靠的是内在逻辑分析，并由此得出内在逻辑结论和推断，然后通过历史的大视角和长视角的比较和数据实证的检验。这样，在作经济分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首先要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给出适用的边界条件和范畴。同时，也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分析或检验，再加以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横向比较的分析。所以，在作经济分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既要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也要有大视野的历史比较分析，及有数据统计的实证计量分析，三者缺一不可。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在很多的程度上弥补了许多经济理论不能或很难拿社会作实验的问题。

车嘉华（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预测不准是规律，预测准是运气; 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

田：

你说的原则上是没有错，由于经济波动是一个随机变量，预测不可能精准，但是，事件发生的概率有大小，并且经济学家的水平有高低，高水平的经济学家，能更好地判断其概率，从而预测的准确性的概率会提高。这就是我说的预测不准有主观的因素，你说是吗？

车：

那是，还有消费预测的能力。预测再准，消费预测的人不识货也白搭。

李系（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教授）：

经济学家绝大部分是专家，预测需要全才，包括经济学以外的很多东西。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只专长自己专业那一下块，即使宏观经济学家也是如此。预测对了的经济学家即使不是经济学家也可以预测对，预测对了的非经济学家比对了的经济学家多多了，预测对只要对经济学的大框架有比较深刻理解就可以，不需要"经济学家"。这是一个过去十几年大事件都预测对了的人的观察感悟。

预测金融危机对了的经济学家，比如Shiller，Roubini，Krugman只是正好是经济学家而已。如果他们不是，以他们的智商和对现实世界的兴趣和理解，他们一样可以预测金融危机

（针对我上文说的Shiller和Roubini也没那么准）

我已经在抬举经济学家，尽量留面子了。好吧，如果你一定要这么exacting，。。。。但是也不要要求太高，不然只有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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